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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调」课纲其实是开倒车的「危调」,诚实坦然面对过去才能改善

2020-06-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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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郑雅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研究员)

「汉奸」多桑?!

1994年的夏天,由吴念真初执导演筒的电影《多桑》(日语「父亲」之意),排入父亲节的戏院档期,于8月6日正式在台湾上映。这是一部从儿子的眼光重现父亲人生的传记式电影。从小到大,吴念真一直叫父亲「多桑」,因为父亲出生于日治时期(1895-1945),只会说台语和日语;他总习惯对别人说:「我是昭和四年(1929)生的。」

这部电影是台湾解除戒严、威权统治逐渐鬆绑后,才有机会出现的作品;在国民党政府自日本手中接收、统治台湾将近50年后,观众第一次在大银幕上看到了对日本统治抱持怀念之情的、老一辈台湾人的身影。那一年,我已经是就读历史系的大学生,却初次在电影院看到令我感到陌生且疑惑的「多桑」,发现从小自学校教育习得的历史框架裏,没有、也容不下「多桑」这类台湾人的存在。

「微调」课纲其实是开倒车的「危调」,诚实坦然面对过去才能改善
吴念真执导、蔡振南主演的《多桑》,道出老一辈台湾男人的哀愁|

在日本统治时代渡过人生最初16年的多桑,在嘉义民雄乡下长大,少年时负气离家,跑到嘉义市的中药店做学徒。1945年10月国民政府接收台湾,1947年发生二二八事件。嘉义车站前一群台籍精英未经任何审判被国民党政府军公开枪毙,其中包括多桑素日敬重的潘木枝医师(1902-1947)。有义气的多桑买了香和冥纸站在店头的亭仔脚遥遥祭拜,吓得店家关店赶他走,原本工作的中药店也不敢再留他。因为二二八事件,多桑离开家乡避风头,一走走到台湾头去,在瑞芳挖矿、结婚生子。

潘木枝医师为嘉义市参议会副议长,东京医学专门学校(现东京医科大学)毕业(东京医学士),昭和10年(西元1935年)回台湾开设「向生医院」,是一位医术卓越且深具医德的好医师,深受嘉义地区乡亲推崇爱戴。二二八事件发生之际,潘木枝医师等人代表嘉义市「二二八事件处理委员会」赴水上机场与国府军员谈判议和,却遭拘留,3月25日与柯麟、陈澄波、卢鈵钦等和平使者,于嘉义火车站前遭国府军枪杀牺牲。

多桑打开收音机就是听日语广播,什幺东西都是日本製的卡好,念念不忘小时候对他照顾有加的日本老师,晚年最大的心愿就是去日本探望老师、看看富士山和皇宫。这样的多桑与出生于战后、在中华民国统治下受教育、成长的子女们,彷彿不是「同一国」的。吴念真刚上小学时,多桑边抓着他的手学写名字,边用日语发音唸他的名字,孩子告诉他「国语」(北京话)的正确发音,多桑却骂道(台语):「你爸读あいうえお(日语五十音),没跟你读那个ㄅㄆㄇㄈ偷偷摸摸……」。

有一次妹妹做家庭作业,要为国旗着色,多桑自愿帮忙,却把「青天白日」用蜡笔涂成红色。女儿拿着毁掉的作业哭个不停,多桑生气骂人(台语):「日头不是红色的是什幺色?……妳敢没看过日本国旗?人家日头用什幺色的?」气愤的女儿也用「国语」大声回骂多桑「汉奸走狗!汪精卫!」[1]

「微调」课纲其实是开倒车的「危调」,诚实坦然面对过去才能改善多桑好心帮妹妹涂国旗颜色,却把白日涂成红色。|《多桑》电影剧照

受日本教育、经历过二二八事件的多桑,他的青春年少随着日本战败,以及国民党在台湾长达四十多年的威权统治压制下,变成无法诉说与传承的记忆。在台湾解严以前,多桑的日本情怀在国民党政府眼中乃敌国的「奴化遗毒」。

这群历史夹缝中的台湾人长期消失在公众视域之前,在国家暴力淫威下,他们不敢跟子女谈日本时代、谈二二八事件;而他们的子女在学校接受效忠领袖、忠党爱国(党国不分)的教育,学习讲「国语」、背诵以中国史为主体的本国史。多桑与子女对国语、国旗认知的差异,被女儿指责为「汉奸」,都反映了两代台湾人在国族身分与历史记忆的断裂。

高压统治下的语言政策与历史教育

一百多年来,台湾在强权支配下二度易主。不论是日本统治时期或是中华民国接收台湾之后,外来的统治者都将「教育」视为实现「同化」政策的核心工具。

日本政府将日语的使用当作同化的基础,在台湾积极推行日语教育;尤其在中日战争爆发后展开的「皇民化」运动,「国语」(日语)运动被列为一环,进一步废止公学校的传统汉文课,废除台湾本地报纸中的汉文版,以中国语文为书写工具的作家被迫停止写作,台湾话(福佬话)的使用也遭到更多压制。

据官方统计,1943年能「理解」日语的台湾人已高达总人口数的80%,虽然数据可能过于夸大,但年轻一辈能纯熟运用日语的人口确实大为增加,这主要由于接受基本学校教育的人口大为提升。1944年台湾的学龄人口注册入学比例已达71.31%,日语已成为主流的语言,尤其在公共场合中更是如此。

然而文化认同与学会一种语言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关联。虽然日本统治台湾的经济成就和行政效率获得许多台湾人的讚赏,政府官员与军人的能力、操守也足以赢得台人尊敬,但是企图将台湾人改造为帝国臣民的皇民化运动,其执行结果与原先预定的目标落差甚大。虽然大多数的台湾人能「通晓」日语,年轻一代甚至以日语为主要沟通工具,但是台湾人对于自己所受到的歧视待遇,仍然普遍感到愤怒。

客观而言,老一辈台湾人怀念日本统治的情感,其实多半是战后经历国民党统治以后才形成的。战后初始,许多台湾人对中国怀抱着期待,他们将中国大陆视为自己的祖国、文化的源头,期待国民党政府带来政治上的平等,并创造出更好的经济环境。但是回归「祖国」的热情,在一年内急遽消失。原因是多重且複杂的。

从政治上来说,台湾人以为回归祖国后,从此可以摆脱被殖民的差别待遇,结果却叫人大失所望。台湾被视为特殊省分,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有别于其他大陆各省的省政府,行政长官独揽民政、立法、司法权,第一任行政长官陈仪且兼任警备总司令,其权力与先前的日本总督不相上下。对台人来说,长官公署犹如「新总督府」。

台湾人原本期待,日本人离开后留下的政府职位可由台湾人递补,结果却大多由外来者接任,本省人获得政府职位的人数比日本统治时期更少,且多担任无足轻重的职位;陈仪又藉故推迟行宪后的县市长直接选举,由行政长官公署所任命的县长、市长和乡镇长,几乎都是外省人;台湾人在日本统治时期所接受的「近代化」教育,被新统治者贬低为「奴化」,尤其令台湾人备感屈辱。

为了将台湾快速「中国化」,新政府推行的「国语」政策来得又猛又急。1946年,台湾的学校教学开始使用「国语」;同年,中文报纸及杂誌上的日文版被禁止,以日语写作的作家被迫退出文坛。相较于日本统治台湾42年之后,才禁止双语报纸中的汉文栏,国民党政府的语言政策更加严厉。

受日语教育长大、习惯用日语吸收知识与讯息的台湾年轻一代,宛如一夕之间变成「文盲」。由于长官公署统治失当,1947年爆发二二八事件,蒋介石派军队来台镇压。事件后由长官公署所提交的报告中,仍然认定「日本人奴化教育之遗毒」乃台人发生反抗的主因之一。官方更严厉的执行提倡「国语」、禁止日语、打压台湾本地语言的政策。

1949年,国民党在国共斗争中落败,将中华民国中央政府、军队及相关人员全都撤退到台湾,这个刚经过军警肃清、血洗的岛屿,从此成为「反攻大陆」、「复兴中华文化」的基地。使用「国语」更与宣扬中华文化、团结中华民族、表现爱国情操划上了等号。

「微调」课纲其实是开倒车的「危调」,诚实坦然面对过去才能改善
「云州大儒侠」曾缔造90%的超高收视率,却因政府压制本土语言与文化而停播。|

1956年起,中小学生被禁止在校园使用福佬话、客家话、原住民语等「方言」,如被发现违反规定,学生会受到各式不等的处罚。1962年台湾首家电视台「台视」开播,政府规定非国语节目时间必须少于总播映时间的16%;1972年更明令电视台,播映台语节目每天不得超过一小时。

其实现代国家选定某种语言作为国民共同的沟通工具,不必然会同时刻意压制其他语言。国民党政府不能容纳台湾的多元,採取严格的单一语言政策、打压本土语言与文化,正凸显其政权本属外来,对于台湾本土文化既不了解又感恐惧,故一意压制。1974年,台语布袋戏节目「云州大儒侠」因太受观众欢迎而遭到停播,类似荒谬不合理的举措不一而足。压制「方言」的官方政策持续到1987年才停止,它对台湾战后第二代、第三代逐渐无法流利使用福佬话、客家话、原住民语等母语带来极深刻的不利影响。

除了「独尊国语」,传授中国历史也是重新塑造台湾人中国意识与认同的重要工具。戒严时期的历史教科书向来将台湾历史放在中国史的架构中陈述,着重强调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密切关係。在这套论述中,已在台湾生活约六千年的原住民族的历史被极端忽视,而为了刻意凸显中国与台湾的关係,牵强附会的主观性判断却被写入教科书,让学生学习记诵。

例如1982年的高中历史教科书第一册第十章「魏晋南北朝的分裂」,将三国时期吴主孙权出兵攻打的夷州,逕自认定「夷州即台湾,这是中国经营台湾的开始。」[2] 其实客观来说,台湾这个岛屿要到很晚才与大陆政权产生牵连,直到1684年才局部被纳入清国版图,全岛被纳入行政区划更要等到1875年,而20年后(1895年)台湾就从清国被割让给日本了。但是透过历史教科书的建构,民众所学习到的「历史知识」却有意无意的灌输台湾「自古以来」即属于中国一部分的意识与认同。

在「中国史观」的主宰下,日治时期的台湾历史几乎在教科书中一片空白。直到1997年,也就是宣布解严后十年,国中历史课程开始教授《认识台湾(历史篇)》,台湾历史首次以专书形式在国民教育中进行有系统的教授,也才有专章描述日本统治时期的政治、社会、经济、教育等面向。台湾在日治时期曾经发生的大事件、台湾人在日本统治下的爱恨情仇,在台湾政治走向民主化之后,慢慢开始有机会向下一代诉说。

其实,过去被掩盖的历史又何尝只是日治与二二八!从1949年延续到1987年的白色恐怖,据统计,直接遭受迫害的人数超过二万,约二千至三千人遭处决,造成许多家庭破碎,受害者的家人、子女也长期被党国监视,甚至遭受无知的社会排斥。已故知名导演杨德昌(1947-2007)执导的《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上映),是一部以1960年代台北外省族群为主角的电影。

在筹画期间杨德昌访问了很多朋友,令他极为惊讶的是,几乎每个朋友的父亲都曾遭遇过白色恐怖(杨德昌的父亲也是),但过去朋友间却从未提起,没有一个人敢讲出来。白色恐怖时期的冤案,在戒严时期的台湾社会皆不能谈、不可知。受害者及其家属在威权体制下只能沈默噤声,学校、社教单位、媒体亦集体掩盖真相,对执政者歌功颂德、塑造团结和平的假象。

杨德昌在这部电影的文宣资料中提到:「我对历史课中学到的东西一直存疑,原因是它与我个人所目睹的状况大不相同。百年来人们就在这种真相不明的状态下过活,多幺可怕」。[3]

「微调」课纲其实是开倒车的「危调」,诚实坦然面对过去才能改善白色恐怖时期,遭警总约谈的人坐在冰块上写自白书。|《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电影剧照 开倒车的「微调」课纲

从国民党政府迁台以来直到解严前,国民党的统治基本上是利用特务、军警体系来刬除异己,并藉由掌控教育与媒体来控制思想、言论自由。检视戒严时期的教育,政治控制足以让台湾社会对日治时期的历史,以及造成社会重创的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统治等皆「集体失忆」,其粗暴扭曲历史之程度令人心惊。

威权时期的历史教育充斥着谎言,民主化之后的台湾应该彻底反省,避免再走回头路。可惜时至今日,虽然解除戒严已过了27个年头,历史教育却还未彻底摆脱政治黑手的干扰。年初教育部枉顾程序正当性、蔑视专业史学研究的成果,借「微调」高中历史课纲之名,重弹国民党威权统治时期意识型态之老调。

例如在课纲中增添更多台湾与中国大陆政治、文化互动的内容,以及国民党政府迁台后的「丰功伟业」;删除陈述台湾原住民文化对汉人的影响、大航海时代台湾与世界体系的互动,以及日治时期的多项基础建设与经济发展;又取消对台湾民主发展过程的专题陈述,改为穿插式的分散性描述。

「微调」后的课纲使台湾史的整体图像产生微妙的变形,淡化台湾文化的特殊性与多元性,以及日本治台时期的客观成就,且避重就轻地遮掩过去国民党统治对人权的戕害、对台湾民主发展的阻碍。课纲调整的方向与专业史学研究的进展背道而驰,此举纯粹满足国民党的私心,却不惜扭曲历史图像,践踏学生的教育权。虽然教科书的编纂已不再由政府垄断,但出版社编写的课本能否使用,仍须以课纲为标準进行审定;国民党一再试图以政治力影响历史教育,显然对于过去执政所犯下的错误,依旧缺乏反省。

所幸,今日的台湾社会已非昔日戒严时期可比,民众取得知识的管道更加多元,参与政治的意识与行动也愈发成熟。在开放自由的社会,统治者想要垄断历史解释,犹如穿上「国王的新衣」,只要公民愿意主动学习、勇于大声说出真话,终究揭穿这场骗局。「自己的历史自己救!」期盼所有珍惜台湾民主自由发展的公民,积极多元阅读、充实台湾历史知识,持续关注课纲问题,提出批评、进行讨论,齐力抵制「违调」的「危调」课纲。

台湾的历史教育应该吸纳近30年来台湾史研究的重要成果,以开阔的胸襟正视台湾社会族群结构与文化的多元性,指引学生同理的了解生活在这个岛屿上的人们曾经经历过的歧异而複杂的历史经验。唯有诚实坦然的面对过去,才能彻底检讨、改善威权统治在台湾社会所留下的后遗症。这些都需要你我共同努力。

「微调」课纲其实是开倒车的「危调」,诚实坦然面对过去才能改善

[1] 「多桑」剧情与对白节录,参考吴念真,《多桑:吴念真电影剧本》(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4)。

[2] 转引自蔡佩如,〈中华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后殖民分析——以台湾论述为核心〉
(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第三章第一节「中学历史教科书
的内容分析」,页71。

[3] 这段话原文为英文,中文翻译参考焦雄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一个刻意被
忽略的时代〉,收入黄建业等着,区桂芝主编,《杨德昌——台湾对世界影史的贡献
(台北:跃昇文化,2007),页106。

延伸阅读
    吴念真,《多桑:吴念真电影剧本》,台北:麦田出版公司,1994。 周婉窈,《少年台湾史——写给岛屿的新世代和永怀少年心的国人》,台北:玉山社,2014。 萧阿勤,《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2。 蔡佩如,〈中华民国中学历史教科书的后殖民分析——以台湾论述为核心〉,国立台湾大学政治学系研究所硕士论文,2003。 黄建业等着,区桂芝主编,《杨德昌——台湾对世界影史的贡献》(台北:跃昇文化,2007) Jean-Michel Frodon着,杨海帝、冯寿农翻译,《杨德昌的电影世界:从《光阴的故事》到《一一》》,台北:时周文化出版,2012。 台湾史课纲变动表(2014.2.14)。 周婉窈,〈「黑箱大改」的台湾史课纲,为何非抵制不行?〉(2014.2.1)。 周婉窈,〈公民不服从‧反课纲微调持续中:「违」调到底「危」调了什幺?〉(2014.7.23)。 曾柏文,〈我们为何学历史?── 教育史学格局、地理框架,与课纲的政治〉(2014.2.6)。 花亦芬,〈公民社会如何让教科书政策走向「 去国家化」?〉(2014.5.12)。


原标题:消失的「多桑」——战后台湾历史记忆的断裂、掩盖与重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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